大卫·雷默（David Reimer）出生时是生理上的男性，但由于一次医疗事故，被作为女性抚养。然而，因无法适应这种身份，大卫在十五岁时决定转变为男性。这个被称为“约翰/琼案件”的案例成为“先天与后天”的争论焦点，后来被用来支持这样的观点：性别认同是个体内在的，而不仅仅与生殖器相关，也就是说，它与一个人的性别无关。
性别与社会性别不同
性别与社会性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性别是指个体出生时的生理状态——男性或女性，这取决于生殖器，而社会性别（男孩或女孩）是社会在出生时分配给个体的角色。在一个对差异不容忍的社会中，性别认同通常与生理性别紧密相连，任何偏差都会被尽快“纠正”。虽然一些人开始逐渐接受跨性别的概念，但大多数人仍在挣扎于理解一个独立于性别之外的、非二元化的性别认同。
“双性人”，而非“雌雄同体”
在这种混乱中，存在着“第三种性别”的现象完全被忽视了——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双性人”，即一个人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或有某种变异。过去，这类个体被称为“雌雄同体”（意味着完全具备男性和女性的特征），这一术语严重误导，因为在人类中这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术语应为“双性人”。根据美国儿科学会的统计，双性人相对罕见（约2000个婴儿中有1个），因此他们在出生时常被视为“医疗紧急情况”。
为什么这些个体被视为“医疗紧急情况”？
社会传统上将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这种划分存在于每个社会机构的核心，并影响到医疗程序，医疗过程也严格区分两性，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例如，女性在12岁左右进入青春期，而男性则在18岁左右，医学治疗也是相应进行的。当性别无法确定时，就会出现“医疗紧急情况”，进而使孩子的未来——无论是在医学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面临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试图“纠正错误”，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个体本身并不存在“错误”，而是手术改变性器官可能会损害性功能。
体育中的歧视
这种对未知的恐惧也困扰着主要的体育组织——奥林匹克协会严格规定对女性进行睾酮水平的检测，以防止兴奋剂滥用。乍一看似乎合情合理，但当人们意识到并非所有女性都需要接受这种检测时，问题就出现了——只有那些“受到怀疑”的女性，即那些看起来男性化的女性需要接受检测。即使经过检测，如果这些个体被发现是双性人，她们会被禁止参赛，理由是她们不是“真正的女性”，并且她们体内的高睾酮水平会给她们带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然而，这一说法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她们体内自然存在的“额外”激素并不会带来“额外”优势。因此，著名的双性运动员杜蒂·昌德（Dutee Chand）引发了争议，最终她因不堪大众抗议她“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而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公平的测试标准应是根据睾酮水平划分比赛类别，但这在成本和实施方面都不切实际。性别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令许多人感到不安。
对双性人体作为异常体的恐惧
在二元性别的框架中，社会没有为被归类为“双性人”的人群提供简单的社交类别。因此，医生和认为自己好心的父母越来越多地选择通过手术来纠正性别差异，以使生理性别与所分配的性别一致。这是为了强化两性对立的观念，从而根据严格的社会规范分配性别角色，试图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身体差异，以便他们“适应”预设的系统。社会秩序是通过精心的管控演化而来的，任何“不同”的个体都可能构成潜在威胁——他们可能会动摇社会的文化秩序，导致现有的规则不再成立。任何非异性恋的性关系，尤其是传统之外的性关系，常常被视为怪异，人们努力想将其合理化。因此，人们对双性人的担忧在于——如果男性应该渴望女性，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双性人？此外，如果男性和女性在出生时被分配为男孩和女孩，那么双性人应该如何被分配性别身份？
“雌雄同体”在自然界中是正常的，但我们却仍在排斥它
我们的解剖结构影响了我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存在，包括我们如何看待和与他人互动——它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权利和特权。我们的解剖结构，以及因此强加于我们的性别认同，被不断强化，以至于看起来几乎是自然的。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种僵化的秩序其实并不如此自然。雌雄同体在动物界中非常常见——这些动物拥有两种生殖器，并能够自我受精，从而确保它们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例如，蛞蝓、蜗牛等无脊椎动物能够通过这种过程进行“正常”繁殖。此外，还有一些动物能够顺序性地改变它们的生殖器官。当珊瑚礁鱼群中的雄性死亡时，体型最大的雌性会“改变”其生殖器，自然转变为雄性。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双性人类是“异常”的，并需要通过手术“纠正”呢？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我们更关心人类社会的规范，而非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性别的二元划分只是组织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考虑到性别和性取向的多样性，很难将个体归为社会提供的两种选择中的任何一种。为什么不让人们自由地做自己，而不试图根据这些标签给他们贴上标签或因此排斥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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